文｜陈思呈

我遇到过不少好老师。我的朋友也有不少是好老师。

人生第一个难忘的老师，是小学时候的音乐老师，她姓苏。那是一个平平无奇的下午，昏昏沉沉的我们被告知，会来一个新的音乐老师。然后，仿佛凭空出现，苏老师笑意盈盈地站在讲台上。她向我们轻轻地鞠一个躬，狭小的讲台瞬间成了舞台。她坐在那架简陋的脚踏风琴边开始演奏，音乐从她手下流淌出来。她侧着头含笑看向我们，招呼我们跟上……我第一次感到那个脚踏风琴是如此华丽。

随后的30多年，我总是满怀深情地回忆那个下午，我夸张地给予了它很多的含义。我没有什么音乐素养，但我对那个下午、那节课堂的思念，却直至今天。说不清那是苏老师给予的，还是音乐本身给予的。

还记得放学后，苏老师带我们到小操场去排练节目。录音机放在树阴下，她走来走去地给我们做示范动作：“村寨前啰喂，有座小竹桥呀，闪呀闪呀闪，摇呀摇呀摇……”她的身影也在闪烁。夏日的傍晚无比悠长，那南风吹来清凉。

之后我们成长，我们离开家乡，我们音信全无。有一天我得知，苏老师也离开了那所小学，她考到北京一个学校的音乐系，后来她留校任教，甚至成为了一名知名的指挥家。

从一名小城里的小学老师，到一名全国有名的指挥家，这两种差距极大的身份，在我看到时却是无缝链接的。当我打开苏老师如今的视频，看到她站在更多的人群前面，她站在黑色的舞台中间，是全场光线最为集中的那个点。在长久的沉默之后，她抬手，歌声随之而来，仿佛大河铺开。

不，我毫不陌生！不管是站在30多年前简陋的讲台上，还是如今50岁的她，站在华丽的舞台中央，她都是同一个女王。

一定有更多的人视她为偶像。但她人生的最初粉丝，或许也是最重要的粉丝，还是当年的我们。我们是从苏老师的音乐课那里，才产生了最强烈的渴望：我们如此渴望美好地生活着。

后来我读了师范大学。所以我很多好友，都成为老师。

其中就有老邓。老邓在大学时嗜书，长得极瘦。有同学说，他有意保持如此身材，因为他的床铺务必留出一半的位置放书。

毕业后他到了珠三角一个普通中学，成为一名普通的语文老师，这个工作他一做就是20年。

有一次我们聊天，说到职业的选择，我问他是否热爱教职，还是只作为一个饭碗。他说，要当好老师，肯定没法只把它当成一个饭碗，因为这个工作要消耗的心力太多了，如果用工资来衡量，那工资就太微薄了。当老师的人都会不知不觉地调动起一种牺牲精神。

他说，工作有极多的繁琐，极多身不由己之处，与最初的想象当然是极大的不同。但是他坚持在各种限制之中推行自己认为正确的教育，在各种烦杂和操心甚至委屈中，调整呼吸、平复心情，日复一日坚持好好工作。

这是我所听过的，关于工作，最朴素又最理想主义的说法。真正的理想主义想必如此：明知它如此地“不理想”，但依然踏实践行。

我自己如今也成为一名老师。教过小学生、中学生、成年人，甚至老年人。

教师生涯中，我感触最深的一件事是，曾经教过的一班孩子，其中有个学生从不动笔、不写作业。我曾经想不管他，因为有一些孩子就是很难动笔的。

但我心里知道，这种“无为”，其实是不负责任。

于是我试着在课后留下他，帮助他多少写一点。最初他很反感，说回家晚了妈妈会骂他。我说我会跟你妈妈解释，但你必须写一点。于是我们陷入漫长的对峙，他不写，我也不放行。不管我怎么提问，他都沉默着，眼神中有某种怨恨。慢慢地，我绞尽脑汁的提问终于引发了他的兴趣，他开始零星地回答。于是我把这些回答，以及他口述的只言片语，组成了文章，逐渐地，他的口述越来越多，最后，他从口述转向了书写。

这个过程，我常想到我的老师讲过的一句话：教育者是可能会被学生恨的，但这是我们应该做的。教育者就要承担这一点。

跟这个仅仅10岁的孩子对峙，我已经能克服我长年积累的怯懦，负起一点小小的责任，哪怕会以被怨恨作为代价。在这件事里面，我自己的进步和学生的进步，一样令我喜悦。

当然做老师也能收获很多乐趣。比如当我带学生们读《小王子》中关于驯养的片段。狐狸让小王子每天要固定时间来：“比如咱们定在下午四点，那么我到了三点就会很高兴，时间越近我越高兴，但到了四点，我就很焦躁，坐立不安，这就是幸福的代价。”

有个学生指出，他觉得这一句话很特别。他说：“四点本来应该是幸福的顶点，但正因此，也是焦虑的顶点。”

是的，幸福的顶点，也正是焦虑的顶点。这是我在教书的过程才注意到的细节，也是生活借职业之便向我传达的很多真理之中的一个。这其中也有某种禅意。

（作者系广州作家）